全球數治｜遠程辦公為城市轉型帶來的新變化和新挑戰

遠程辦公并不是一個新概念，但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卻在過去幾年間大幅擴展了遠程辦公的使用范圍和覆蓋人群。在此基礎上，以微軟、Google、Meta等科技公司為代表的眾多企業逐步開始將長期遠程辦公納入其日常工作形式，推動實施混合辦公。遠程辦公已經不再是防疫的權宜之計，而將成為數字化勞動的新常態之一。
不止國外，根據Global Workplace Analytics的統計，中國城市人群的工作模式變遷也因為新冠疫情催化而呈現出類似趨勢。2005年，全國大約只有180萬人在遠程辦公，到2019年也僅增長到530萬人。然而，2020年2月以來，全國有近2億人開啟了遠程辦公模式。攜程等互聯網企業還相繼宣布今后將實施混合辦公計劃。從530萬劇增至2億，考驗的不僅是猛增的網絡流量和服務需求，還對企業管理模式、員工個人職業規劃、辦公配套設施，乃至城市轉型發展都提出了新的挑戰。換言之，遠程辦公需要應對的不單單是工作地點和體驗的轉換，還將要實現工作范式的全面變革，數字社會需要盡早為此做好準備。
不久前，美國蘭德公司發布了研究報告《新冠疫情下遠程辦公的崛起和加密貨幣的發展》（The Rise of Telework Under COVID-19 and the Growth of Cryptocurrency）。來自蘭德公司的社會學家凱斯琳·布斯基爾（Kathryn Bouskill）負責制作報告的美國遠程辦公章節，日本遠程工作協會會長市川宏夫（Hiroo Ichikawa）教授則撰寫了日本遠程辦公部分的內容?；谒麄冊诿廊諆蓢謩e開展的調研，兩位專家觀察了美日兩國在防疫期間開展遠程辦公的差異，以及對公共政策和城市運行帶來的影響。相關分析或能為中國數字社會和智慧城市轉型提供參考。
和而不同的美日遠程辦公實踐
凱斯琳·布斯基爾（Kathryn Bouskill）和市川宏夫（Hiroo Ichikawa）在報告中都肯定了遠程辦公的好處。對企業來說，遠程辦公可以保障企業在緊急情況下的業務計劃連續性，節約運營成本，用相對較低的成本和寬松的環境留住優秀員工，降低辦公能耗和環境負擔，等等。對于員工來說，遠程辦公則意味著工作上更大的靈活性和自由度，更好實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節省通勤時間，可以更有計劃和集中地開展工作，以提高生產力和勞動效率。盡管也有員工抱怨遠程辦公存在“混淆生活與工作界限”“與同事溝通不便”“時間管理難度更高”等不足，但總體而言，遠程辦公符合企業運營輕量化的長期趨勢，能更加靈活地應對更多商業場景和突發事件，并與現有辦公體系形成良好互補。
雖然遷延不絕的新冠疫情重創了國民經濟，但客觀上也讓遠程辦公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期。不過，鑒于美日兩國不同的國情和社會文化背景，兩位專家觀察到的實際情況及相應的政策關注點和公共服務需求還存在著較明顯差異。
通過調查普通美國人在疫情期間的工作經歷，凱斯琳·布斯基爾（Kathryn Bouskill）發現，雖然互聯網的接入和覆蓋已近乎無處不在，遠程辦公，特別是居家辦公，實際上卻還是一種“社會特權”。能夠幸運地從現場辦公過渡到居家辦公的美國人僅占所有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而這意味著他們獲得了比多數人更大的健康保護和更低的新冠傳染風險。但是，數字化程度不高的傳統行業、非知識和技術密集型工種、女性、老年人、社會經濟條件較差的階層、少數族裔，以及居住在農村和偏遠地區的人們在轉向遠程工作時卻往往面臨著更大的障礙。
即使是在幸運獲得居家工作機會的人群中，壓力的分布也依然很不均衡。在此過程中，兼顧來自照顧孩子、在線教育、處理家務和全職工作等方面的挑戰往往不成比例地落在母親身上，過大的壓力甚至導致不少原本在職的母親主動選擇退出勞動力市場。僅在2020年一年間，勞動力市場上的女性就比前一年減少了220萬人。
與此同時，還有一部分勞動者反映他們在遠程工作過程中遭遇了高速互聯網接入等基礎設施不足的困擾，以及網絡安全漏洞、數據保護不力等干擾工作正常開展的威脅。而對于雇主來說，除了要做好員工工作的信息后臺支持和安全保障，還要解決建立基于遠程協作的人力資源管理架構，監測在線生產效率，塑造遠程團隊信任和文化認同等新挑戰。
盡管困難重重，美國人對于遠程辦公的熱情卻從未消減。布斯基爾的調查顯示，有近三分之二的美國勞動者有意在疫情結束后繼續遠程工作，但同時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的優質數字基礎設施、可負擔的托育服務、保障遠程工作者勞動權益的立法等公共政策支持。今后美國政府開展遠程辦公領域數字治理的重點也應當圍繞消解數字社會的系統性不平等痼疾來開展。
市川宏夫（Hiroo Ichikawa）教授通過調研所提煉的日本遠程辦公經驗則呈現出另一番圖景。他發現，新冠大流行前日本各界對遠程工作的接受度本來就不高，遠程工作率遠低于同級別發達國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具有較為強勢的現場辦公文化。新冠大流行以來，越來越多的日本企業開始接受遠程辦公模式，但關心的重點卻一直集中于如何確保員工遵守工作時間和規范，如何調整員工績效評價體系，以實現更高的生產力。
不僅如此，日本企業的管理層和員工對遠程辦公的想法也存在較大分歧。多數管理層認為現場工作更有利于監督員工的工作表現，而員工則希望獲得更多工作安排靈活性。與之相映成趣的是，由于日本城市人口密度和家庭住房規模限制，許多日本人實現在家工作面臨一定困難，但這卻刺激了人們對共享辦公空間和移動辦公的需求，進而推動了相關服務業的發展。
根據市川宏夫（Hiroo Ichikawa）的調查，超過40%的日本遠程辦公勞動者希望在疫情結束后繼續遠程辦公這種工作模式。在全球范圍內，遠程辦公也有可能成為工作的“新常態”。因此，他敦促日本政府和企業能改變傳統的想法，在更大程度上支持遠程工作，將其納入國家處理勞動和就業問題的總體政策框架來考慮，完善“非現場工時認定制”等數字勞動立法，并改進數字基礎設施配套，從而擴大數字社會的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
辦公遠程化趨勢對城市轉型的影響
凱斯琳·布斯基爾（Kathryn Bouskill）和市川宏夫（Hiroo Ichikawa）的研究部分展現了遠程辦公在個人工作方式、企業管理模式和政府政策制定等方面引發的新趨勢和新問題，同時也凸顯了智慧城市在承載遠程辦公等工作新模式方面的數字治理需求。
在新冠大流行初期，有人調侃廣大程序員從此將能過上“包一個山頭，架一根網線，在山上寫代碼”的理想生活。但實際上，遠程辦公的演化并非如此簡單。目前我們正普遍經歷著由在線辦公向移動辦公模式的轉變，但下一代“智能辦公”已經在路上。隨著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視覺、聽覺協作工具以組合方式登場，元宇宙辦公等適配遠程工作的數字空間新需求還將不斷涌現，進而影響未來城市基礎設施和服務的運行。智慧城市的勞動體系和組織方式也將相應發生改變。鑒于城市向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是大勢所趨，相關規劃制定、制度建設、平臺搭建、物聯網鋪設等都有必要盡早將為遠程辦公提供技術、系統和政策支撐納入總體考慮。
在此基礎上，未來智慧城市或將發生以下幾方面的變化，以開辟數字勞動和城市生活的新范式：第一，智慧服務宗旨和內容的轉向。為了吸引更多數字技術人才選擇居住在當地開展遠程工作，智慧城市勢必要突破“惟高科技論”，轉而以為市民提供更好的生活質量為宗旨，致力于提供功能完備的線上和線下社區，有樂趣和教育意義的社交活動、良好的醫療保健系統、便捷的數字公共平臺，以及快捷的信息獲取等一系列配套數字服務；第二，升級城市數字基礎設施，擴展其承載能力，以提供安全穩定的高速網絡連接、可靠的在線辦公和教育培訓系統、高效的智能交通體系、可持續的數字化能源儲存系統等；第三，開展透明、安全、開放的數據共享，為遠程辦公提供充分的數字生產要素供給，推動生產力不斷提升。
盡管在目前的技術和社會環境下，遠程辦公模式對于不同行業的適合度有所不同，暫未成為跨行業的共同選擇。但是，隨著城市向智慧化轉型，未來的工作制度、生產流程與結構、辦公工具、辦公空間設計等都將會發生劇烈的變革，同步也將帶來全新的機遇。理解辦公模式的進化趨勢，積極推進應用層面、制度層面的探索，從而推動社會生產力得到更大解放和發展，或許才是我們當下最應該采取的行動。